300多本沉甸甸的采访本,见证了这位人民日报记者40年的新闻生涯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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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:
采访本是每一个记者最珍视的宝物。手捧采访本,记者踏访一个又一个城市,写下一篇又一篇报道。他们用笔、用心、用情、用带温度的文字,见证新闻事件,还原真实人物,记录了现场,更传递了真情。
翻开采访本,有眼泪、有笑容,更有无处不在的感动。久远的历史在这里变得真实可信,遥不可及的人物在这里更加平易近人。记者的采访本,实现了普通心灵与高尚灵魂的对话,完成了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交汇。
今天“金台唱晚”微信公众号推送人民日报社原记者部副主任王学孝《我的采访本》一文,掀开老记者的采访本,带您走进新闻背后的故事。
伴随我出行采访的有“三宝”:相机、收录机和采访本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文字记者报社不配备相机,自己又无经济实力,所以伴随我整整40年记者生涯的惟有采访本。
▲王学孝的部分采访本
“两机”为辅
精髓还在采访本里
携带“两机”采访,已是改革开放后的事了。大学一年的摄影专业课到底没有白学,数千张照片,是记者生涯的录像,尽管见诸报端的照片有限,但可纪念回味的影集却积累了20多册。至于收录机对记者之不可或缺,我是深有体会的,不管走到哪里,每时每刻它都能将变幻莫测的资讯及时向我传递。“我最美好的青少年时光是在天津度过的。”这是数学大师陈省身存留在我录音机磁带里的声音,时间是1982年9月1日下午。这可能是他最早面对天津媒体记者采访的铿锵之言,是我采访中首次使用录音机录存大师音韵,更显弥足珍贵。
▲数学大师陈省身
相机、收录机是采访的辅助手段,主打还靠采访本,尽其所能记下受访者的言谈,甚至环境、气氛和对受访者的印象,也会顺手写上几句。
“身边永远要带着铅笔和笔记本,读书和谈话时,碰到的一切美妙的地方和话语,都把它记下来。”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尚且如此,何况我们这些对现实作实录的记者呢?(欢迎关注“金台唱晚”,ID:rmrbjtcw)
▲王学孝的部分采访本
采访本里
对比30年前后的延安
俗话说:“好记性不如烂笔头。”勤能补拙,笨鸟先飞。我比较笨,但不偷懒。在那个全靠“手工作业”的年代,每次采访,我都要求自己作详尽记录;外出旅游,我会作旅途日记,眼观耳听都用烂笔头记到采访本上;读书看报,精妙句子、有趣事情,随手记在小本本上不时翻翻。巴掌大的采访本,行不离身,停不离手。
▲王学孝
2004年,报社驻外埠退休老记者游访延安。我们一行登上宝塔山俯瞰革命胜地,低头望去,鳞次栉比的新建筑在秋阳下熠熠闪光。对来自东部沿海的老记们来说,看不出翻天覆地的变化,更甭说惊叹不已。延安给人的印象,更像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东部沿海的一个普通县城。然而我却有截然不同的感觉。
▲2004年,外埠老记者在延安宝塔山前留影。
翻开1973年8月5日的采访本:“乘车从神木出发,途经绥德,宿一晚,到达延安整整两天,300多里。在城里转了几圈,旅店爆满,最后只好在马车店加张床。之后,在小餐馆等了1个多钟头,花两毛钱吃了一碗面,面淡而无味,且沙子硌牙。次日,在延安参观游览1天,饭费1元。”这就是30年前的延安。(欢迎关注“金台唱晚”,ID:rmrbjtcw)
采访本里还留有延安神木的农民的身影。那年我去深山沟采访插队知青,同贫下中农同炕同饭3天,苦楚记录在本,心酸刻印在心。当时住在老贫农张二丑家,“破窑洞黑乎乎的。窑内没有家具,不见盛粮缸、罐,倒亲见了啥叫家徒四壁、一贫如洗。铺着半截破席片的炕上,支着个脏兮兮的炕桌。主人陪我吃的是野菜掺些许玉米面菜团子。他的7岁小男孩,光身蹲窑洞口,眼巴巴盯着。我咽下的不是菜团子,而是泪水。”这就是小采访本当年随手记下的。如今乘火车,神木至延安只需3个多小时。在延安,再不需为住店犯愁。
▲王学孝深入农村采访
泰国出访的记忆
从小小采访本里流淌
1988年我曾出访泰国一周,没有预设写稿任务。回国后,却也写下了14篇稿子,其中《中泰人民友谊深》一文是时任报社总编辑谭文瑞命题,由我执笔;其余13篇为随笔和游记,都是兴趣使然、信手拈来。这些稿子从何而来?采访本上。7天的访游见闻,光靠脑瓜是难以承载的。一天的访游归来,晚上我总会将白天的经历在脑海中过一遍电影,把重要事和关键词简记到采访本上。事后,信马由缰便可轻松成篇。
▲1988年11月10日,人民日报6版刊登《中泰人民情谊深》一文。
泰国素有佛教王国之称,但代表团不可能去访问寺庙僧侣,没有一篇这方面的文字,不免是个缺憾。回国前的那天早晨,天蒙蒙亮,我披衣起床,悄悄溜出旅社,尾随化缘僧人走街串巷,做了一次“准僧人”化缘。之后,顺手划拉一篇短文《随僧化缘》。虽是浮光掠影的小品,难登大雅之堂,只是用来练手,但是在我心中却是一段珍贵的经历与回忆。
▲1988年,王学孝、刘爱成、谭文瑞(从左至右)采访时任泰国总理差猜·春哈旺(右二)。
巴掌大采访本,我把它视作珍宝。自小学起,我就有记日记的习惯,坚持十几年不断。“文革”初期,因日记本带来麻烦的不乏其人。为避祸患,我将十几本日记付之一炬。“文革”后,日记本涅槃,幻化作采访本,有时它就代行日记本的功能。到退休时,日积月累我已有近400本采访本。多次搬家,丢掉不少杂物,惟采访本珍存如初,伴我走南闯北、辗转迁徙。(欢迎关注“金台唱晚”,ID:rmrbjtcw)
黄山曾游梦已远,往事如烟。但打开小小采访本,往事又一幕幕重现眼前。记录着欢乐的、悲苦的,惊心动魄的、平淡如水的。这些尽在我生命小溪里泛着浪花,无声无息地流淌,犹如今日延河水。
▲王学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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